資料摘編第19期：習近平經濟思想：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
打印（作者分別為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胡鞍鋼；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博士后楊竺松）
習近平經濟思想源于中國發展實踐，又指導著中國發展實踐，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大創新。那么，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來認識習近平經濟思想？如何理解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深刻內涵，進而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如何理解習近平經濟思想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作出的創造性貢獻？對此，本文從七個方面加以討論。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來源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來源，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盡管中國大量翻譯、介紹、引進并普及了西方經濟學，也十分開放地學習、消化、吸收各種學派的理論，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始終是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理論基礎。鄧小平同志推動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并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宏大實踐相結合，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過程。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就明確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全會還前瞻性地指出，只有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們黨才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
黨中央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個正式決定也是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環節和方面。這種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自我改造和發展。鄧小平對該決定給予高度評價，稱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是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政治經濟思想一以貫之的主要理論來源，保證了改革開放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既沒有固守“老路”，更沒有走上“邪路”；還指導著中國在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中不斷創造新的理論。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
習近平既高度重視推動全黨全國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更高度重視推動中國共產黨人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要求全黨在這一科學理論基礎上，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追求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主動性、自覺性。2014年7月，習近平在主持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就曾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2015年11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專題的集體學習上講話指出，“關于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等一系列重要理論成果，“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凸顯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中國國家治理特別是經濟治理的指導意義。習近平經濟思想也充分體現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最新成果，并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最優路徑。
習近平“新常態”論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新判斷，是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步入21世紀之后，中國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其中第一個十年處于下中等收入階段，仍然保持了高速經濟增長；第二個十年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除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之外，也呈現了與以往大為不同的新的發展趨勢和發展特點。2013至2014年，黨中央提出了“三期疊加”的判斷，即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同時處于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習近平同志強調必須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切實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
在面臨中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背景下，怎樣看待經濟增長？要不要像以往那樣“踩大油門”擴大內需？2013年10月7日，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時明確表示：“中國不再簡單以GDP增長率論英雄，而是強調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立足點。”2013年底，他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進一步談了對經濟增長率的看法：“我們要的是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業比較充分的速度，是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經濟活力增強、經濟結構調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后遺癥的速度。”
而后，習近平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時首次提出新常態的判斷，要求“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同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首次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經濟新常態在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以及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方面的九大基本趨勢。進而又概括為四大特點：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這是習近平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認識和判斷。他明確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這就是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政治經濟學辯證法。他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還特別告誡全黨：把經濟新常態僅僅理解為數量增減、簡單重復，是形而上學的發展觀。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認新變化、新情況、新問題，仍然想著過去那種粗放型高速發展，習慣于鋪攤子、上項目，就跟不上形勢了。用老辦法，即使暫時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會持久，相反，會使發展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積累、激化，最后總爆發。這是一針見血、一語中的的深刻警示。
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條件下，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宏觀調控目標？是否能夠既超越國際上通行的五大目標、五大指標，又能夠不斷地創新中國經濟升級版？根據歷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中國逐漸形成了“2.0版本”的年度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體系：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城鎮登記失業率；進出口增長率，國際收支；財政赤字率；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能耗強度下降；主要（四項）污染物排放減少；減少絕對貧困人口。這是一個相互促進又相互協調的多目標體系，并與國家五年規劃的核心目標相匹配，從而成為引領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指揮棒”，再次演奏了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新樂章。
習近平“兩手合力”論習近平經濟思想最重要的創新之一，是“兩手合力”論，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如何正確認識并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始終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這是因為政府和市場是目前中國發展的兩大推手，二者在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發揮不同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對這一關系進行了長期的探索、實踐和理論創新，這本身也是對經濟與政治、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重大關系的探索、實踐和理論創新，前人并沒有給我們提供現成的答案，因而必須創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基于此，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簡稱“五十條”）。而后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以及十八大都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認識上不斷深化。直到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六十條”），明確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對此習近平指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同時他也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
針對圍繞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激烈辯論，習近平不僅從中國的具體實踐，而且還從唯物辯證法的視角，提出了“兩手合力”論。2014年5月26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事實上，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還只有比較短的歷史，不是一個長期演進、高度成熟、法治完備、充分競爭的現代市場經濟國家，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對此，習近平有著深刻認識。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他在作關于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說明時指出，“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我們既不能因為存在這些缺陷而放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也不能對此自由放任，這就需要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作為東方巨人，的確需要“兩只手”，即“看得見的政府之手”和“看不見的市場之手”。“兩只手”總是優于“一只手”。政府和市場“兩只手”要協調配合，政府“看得見的手”與市場“看不見的手”之間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要統籌把握、優勢互補、有機結合、協同發力，要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發所長。“兩只手都要硬”，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兩只手都要活”，活而不亂，充分發揮“兩只手”各自的優勢。
習近平“基本經濟制度”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經過三十余年經濟改革，我國已形成了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不同所有制經濟成分共存，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相互聯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競爭的獨特的社會主義混合所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諧有序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載體的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運行質量和效益明顯提升”，但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關于國有企業，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爭議，是否要加強國有企業？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又如何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的有效實現形式？對此習近平給出了明確的回答。2014年3月，他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講話指出，“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并且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實現加強；2014年8月，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發表重要講話時又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2015年7月，他在吉林調研時將國有企業定位為，“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并提出了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三個有利于”判斷標準，即“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在上述思想指導下，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明確提出“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并明確了下一階段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前進方向。2015年9月，中央正式下發了“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標準，以提高國有資本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為中心”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方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事實表明，中國國有企業不僅沒有像2000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所預期的“如果中國能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部競爭能夠加速中國國有企業的消亡”，而且在國際競爭的大舞臺上方顯英雄本色，越做越強。在美國《財富》雜志世界500強企業的名單中，中國國有企業已經從2000年的占據9家，上升到2014年的84家，顯示了中國國有企業的集體崛起、加速崛起、大規模崛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實踐表明：作為“經濟巨人”，用“兩條腿走路”總是優于“一條腿走路”，能走得更穩、走得更快、走得更長遠。堅持“兩條腿走路”，既要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做優做強做大國有企業，還要積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做精做細做活民營企業，使“兩條腿”同等強壯、使兩類企業都能健康成長，這就既不同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只有公有制經濟的“一條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場經濟下主要基于私有經濟的“一條腿”。
習近平“共同富裕”論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核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曾經是世界上絕對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如何才能富裕起來？通過什么路徑才能富裕起來？富裕起來之后要不要共同富裕？對此，中國共產黨人也作出了不斷探索。改革之初，鄧小平明確提出了“先富論”，從而為擺脫貧困，實現溫飽，進而實現小康找到了一條務實之路。后來鄧小平也多次談到，共同富裕是中國發展的最終方向，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進入21世紀，黨中央明確提出了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開啟了共同富裕之路，也為后來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數創造了條件。
根據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目標的要求，明確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問題。
如何確保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總目標？其薄弱環節在哪里？2012年底，習近平在河北調研時指出，“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13年3月，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再次強調，“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2013年至2015年，他在海南、云南、陜西等地調研時多次論及“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全面實現小康，一個民族都不能少”，這就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定下了重在“全面”的基調。
習近平共同富裕思想，特別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板”的重要性。就是要在“四化同步”過程中補農業現代化的短板，以工業化、信息化補農促農，讓農業強起來；要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補農村社會發展的短板，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明顯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提高鄉村規劃和管理水平，特別是支持農村環境綜合治理，讓農村美起來；要在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進步中補農民收入增長的短板，確保農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繼續高于經濟增長速度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提高農村醫療和社會保障水平，讓農民富起來；要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補1億農民工身份轉換的短板，鼓勵各地方創新人口管理和戶籍改革，推動城鎮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基本保障住房等常住人口全覆蓋，讓農民工落戶城鎮。在“補短板”的過程中，還要特別重視對農村人口中的各類貧困人口，對殘疾人口中的貧困人口，對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和聚居區、邊疆地區、生態脆弱地區的貧困人口進行精準扶貧，采取有針對性的做法，因地制宜、因貧施策，補“短板之短板”，為經濟極弱勢群體也帶去小康生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共同富裕。
2015年10月16日，習近平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是全球最早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同時向全世界宣布，未來5年將使中國現有標準下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由于中國貧困線標準已經高于世界銀行剛剛宣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那么中國如果能夠實現這一目標，就意味著提前十年實現世界減貧目標（指貧困發生率小于10%）。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人口大國里，也只有社會主義中國，才敢于作出這一莊嚴的政治承諾。
習近平“人民主體”論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宗旨，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
習近平提出，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發展的根本目的。
這個大寫的“人”不是抽象意義的“人”，而是十三億多“人民”，是無數個人匯集而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
2013年8月，習近平在沈陽會見參加全國群眾體育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表彰會、全國體育系統先進集體和先進工作者表彰會的代表時指出，“人民身體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涵，是每一個人成長和實現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礎”。同年9月，他在“教育第一”全球倡議行動一周年紀念活動上發表視頻賀詞時又指出，中國要“努力發展全民教育、終身教育，建設學習型社會，努力讓每個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機會，努力讓13億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獲得發展自身、奉獻社會、造福人民的能力”。2014年12月，他在江蘇調研時又指出，“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要“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些論述，充分體現了習近平對國家發展與人民發展內在聯系的深刻認識，也反映出國家對人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是著眼于擴大人的“總能力集”，即從延長人的自然生命和提高人的發展能力兩個維度，實現社會人力資本總量的不斷積累，進而獲得社會進步、全民進步。
黨中央謀劃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上就是謀劃如何更好地對十幾億人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這就使宏觀上的國家發展規劃與微觀上的人民發展規劃統一起來，將發展的社會主義本質具體化。中央關于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建議將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作為發展的首要原則，體現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指導思想，因此在國家“十一五”、“十二五”規劃基本公共服務有關篇章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要實現“就業、教育、文化、社保、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穩步提高”，更好地發揮人民發展規劃的應有作用。
習近平“五大發展”論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念創新，集中體現為“五大發展”。
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
中央關于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首次提出“五大發展”新理念：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這是具體指導制定“十三五”規劃的思想靈魂和謀篇布局的主線，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行動綱領。《建議》提出的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五大理念，每一方面都熔鑄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有關內容；《建議》文本對五大理念加以展開，又為習近平經濟思想指導經濟發展實踐提出了具體的行動方案。
堅持創新發展，就是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使創新真正成為發展主動力。堅持協調發展，就是要使區域、城鄉、經濟和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等關系更趨平衡。堅持綠色發展，就是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同時進行“綠色革命”，維護良好生態環境，給人民以綠水藍天、美麗中國。堅持開放發展，就是在共贏主義原則下，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與世界深度融合、互利共贏，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引領者。堅持共享發展，就是突出人民主體地位，著力增強人民在發展中的獲得感，切實保障民生、增進人民福祉，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五大發展”理念源于世界最大規模的改革開放發展實踐，既總結了以往中國五年規劃之創新和精髓、集前人之大成，又與時俱進。它倡導創新發展，將創新視為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認為增長質量比經濟體量更重要，這就超越了以往“三駕馬車”的經濟增長動力理論；它倡導綠色發展，推動經濟社會“綠色革命”，這就超越了以往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它倡導開放發展，開創共贏主義新型大國外交時代，這就超越了以往中國與世界互動的角色和定位；它倡導協調發展、共享發展，這就超越了以往包容性增長的理念。“五大發展”理念是中國原創性的發展新理念，是中國五年規劃設計中的重大突破，指明了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路徑，極大地豐富了科學發展觀，使得科學發展的內涵進一步具體化，更具指導性、針對性、可操作性；同時又是一個宏大的發展框架，有著嚴密的發展邏輯、務實的發展思路，各方面發展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相互支撐。“五大發展”理念是中國版的發展經濟學最新理論成果，不僅解決中國的發展道路問題，也為21世紀全球南方國家尋找發展道路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的知識和理念，必將對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
鏈接：
https://topics.gmw.cn/2017-12/22/content_27965093.htm
來源：原文載《人民論壇》2016年1月上，光明網—經濟頻道
